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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的记忆,有时真是固执得奇怪。许多轰轰烈烈的日子,如潮水般退去,了无痕迹;反倒是某个瞬间,一个眼神,一句话,一种气味,却像一枚温润的贝壳,永远地留在了心灵的沙滩上。于我而言,那枚贝壳便氤氲着江南梅雨季的潮气,与一盏孤灯昏黄的光晕。 那是我十七岁的晚春,一场至关重要的考试,我考得一塌糊涂。分数出来的那个下午,世界仿佛被抽去了所有的色彩与声音。父母的叹息是无声的,朋友的安慰是隔膜的,连窗外原本喧闹的蝉鸣,也成了冗长而烦腻的杂音。我感到自己像一个失败的逃兵,溃退到内心一片荒芜的城池里。于是,我开始逃避,用最拙劣的方式——在每个本应上晚自习的夜晚,我骑着那辆旧单车,漫无目的地穿行于小城那些灯光幽暗、人迹稀少的巷弄。 那是一条我从未深入过的老巷。路面是湿漉漉的青石板,被岁月磨得温润,映着两旁人家窗子里漏出的、有限的光。空气里是南方特有的,丰腴到几乎要腐败的植物的气息,混杂着陈年木料的酸味。而最引我驻足的,是巷子深处一点豆大的光。那光,是从一扇极低矮的木门里溢出来的,昏黄,暖老,在无边的湿黑里,像一只倦了的、却依旧温柔睁着的眼。 鬼使神差地,我停下车,向那光亮走去。门是虚掩的,我怯怯地探头,看见的是一位极老的老人,正俯身在一张堆满零碎物什的木桌前,就着一盏带着厚重绿玻璃罩的台灯,修理着什么。他听见动静,抬起头来。我至今清晰地记得他的脸,皱纹像是用刀深刻上去的,但一双眼睛却清亮得出奇,没有寻常老人的浑浊,倒像两口幽深的古井,映着灯影。 “学生仔,避雨么?”他声音沙哑,却异常安详。 我局促地点点头,站在屋檐下,不敢进去。他没有再问,又低下头去,用那双布满深褐色斑点与青筋虬结的手,摆弄着手里的一个旧闹钟。他的动作是那样慢,那样稳,用小刷子刷去尘埃,用细针蘸了油,点在那些微小如米粒的齿轮上。时间,在他手下,仿佛被拉长了,凝固了,成了一首看得见的、缓慢流淌的诗。屋子里弥漫着机油、铜锈和一种旧纸张混合的、令人心安的气味。 我们许久都没有说话。只有檐角滴答的雨声,和他手下极轻微的、金属啮合的清脆声响。我终于忍不住,低声嘟囔了一句:“老伯伯,东西旧了,修好了又能怎样呢?” 他停下手,并没有看我,而是望着那盏灯,仿佛在对着一个多年的老友说话。“东西旧了,才更要修哇。”他慢悠悠地说,“你看这钟,齿轮锈了,可以擦亮;发条松了,可以拧紧。它不过是停了一时,又不是坏了一世。人呐,也一样。” 他忽然转过脸,那清亮的目光直直地照进我心里,仿佛早已看穿我所有的狼狈。“年轻人,日子还长。心里那根发条,自己得学着,把它重新拧上劲。” 那一刻,我精心构筑的所有防卫,所有自怜自艾的壁垒,就在这句平淡如水的话里,轰然倒塌。我没有哭,也没有说话。我只是静静地站着,感觉那盏灯的光,那昏黄的、暖老的光,像一股温热的暖流,不是照在我身上,而是缓缓地、坚定地流进了我的心里,驱散了那盘踞多日的、冰凉的潮气。 自那以后,我再没有在晚自习时逃过课。我甚至没有再去过那条老巷。我不必知道他的姓名,他的过往。他之于我,不是某个具体的人,而是那个特定的黄昏,那场无尽的梅雨里,命运为我点亮的一盏灯。 许多年过去了。我在人生的路途上,依然会遭遇风雨,依然会有觉得“发条”松脱的时刻。而每当我心生倦怠,意欲退缩时,我总会想起那条湿漉漉的巷子,那扇虚掩的木门,和那盏灯。那位无名无姓的老人,用他沉默的工作和一句朴素至极的话,教会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课:我们感恩的,或许并非那些替我们修好人生钟表的人,而是那些在我们停摆之时,安静地教会我们如何为自己拧紧发条的人。 他是我生命里的陌生人,却是我最想感恩的人。他让我相信,这人间纵然有漫长的雨季,也总有那样一盏灯,会在你最需要的时候,于一隅角落里,为你亮着。而这,便足以支撑我们,走过所有潮湿与黑暗的路途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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